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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NATIONAL CENTRE FOR THE PERFORMING ARTS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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传统与现代的碰撞

中国与西方的交融

说到《百鸟朝凤》,很多人都知道是唢呐名曲,印象中唢呐是土生土长的北方乐器,一开嗓便是黄土高坡男子般高亢雄浑的音色。与之性格迥异的琵琶,如同江南俏佳人,具有江南丝竹的温婉气质。而正是以《百鸟朝凤》为灵感,琵琶演奏家吴蛮想到了将琵琶与唢呐这个不同地域、不同个性的乐器合作。


首次排练《百鸟朝凤》

在5月15日“五月琵琶的百鸟朝凤”音乐会中,不仅有琵琶和唢呐,吴蛮邀请了管演奏家郭雅志、笙演奏家胡建兵笛演奏家布鲁斯·格雷莫一同,将管子、笙、埙、尺八、西洋长笛以及电子音乐都融入了这台音乐会,打造出一台既传统又时尚的“混搭”曲演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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跨界合作与文化交流

吴蛮从小学琴,考入中央音乐学院,获得全国比赛第一名,硕士毕业后留校任教,一切顺风顺水。而这位江南女子,她的性格就如名字里的“蛮”字,有种天生的叛逆与拼劲儿。80年代正逢出国潮兴起,吴蛮看到身边很多学西洋乐器的同学都出国留学了,她想,为什么学民乐器的就不能出去?于是,吴蛮带着她的琵琶,单枪匹马来到了美国。在这里,她看到全世界的文化,全世界的音乐——爵士、电子、摇滚、音乐剧场、实验音乐、学院派音乐、主流音乐,在这样的熏陶下,吴蛮的视野一下就打开了。

走出舒适圈,去到国外,这样的生活对你来说是苦还是甜?

有苦也有甜。当琵琶走进一个陌生的国度,没人知道你是谁,别人都不明白你在做的是什么。这条音乐之路就像创业,从无到有,需要付出很多。  

那个年代,西方人对中国了解甚少。美国人知道的中国文化界名人只有李小龙、成龙。到了90年代中,他们开始与中国产生一些经济、文化的交流,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个时机。也有一些中国的音乐学院毕业的民乐学生去到美国,有古筝、二胡等,我们就在一起组了个小乐团,周末演演出,大多是给中国人看。后来,我们开始在纽约租音乐厅演出。再后来,就有当地的爵士音乐家,看完我们音乐会后来找我,说这个乐器很有意思,我们可不可以合作一下? 这就是我最早的跨界合作,就是和爵士乐音乐家,去club里演出。

很多人觉得跨界是近些年才流行起来的,但其实你是已经做了很多年了吧?

是的,跨界是近几年的流行词,那时候我们不叫跨界,叫合作,跟许多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不同乐器合作,我们没觉得有这个“界”,所以我现在的概念还是合作。

音乐无国界,我自己深有体会。有的音乐家是从叙利亚、阿塞拜疆、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来的,之前觉得这些国家离自己很遥远,我和他们语言不通,但坐在一起演奏音乐,一下就成了朋友了。

什么时候意识到,在美国可以靠琵琶生活了,这条路可以一直走下去了?

第一次跟四重奏合作,是在到达美国的第三年,是旧金山的一个很有名的四重奏Kronos Quartet,那会我的语言还不是很好。但通过那次音乐会的成功,我就知道可以了,我能一直走下去了。

这么多年,我坚持在演奏、介绍、推广这件乐器。渐渐地,我背着琵琶在外面走,有美国人问:这是琵琶吧?他们对这件乐器越来越接受、喜爱。李安导演电影找我配乐,《功夫熊猫》也来找我配乐。

民乐和西洋乐的合作中,很多人手里的民乐越来越“洋味”,像西方乐器靠拢,你会考虑要守住本色吗?
——那是一定的,琵琶弹出“洋味”,也不可能变成吉他。我们一定要讲自己的语言,才能站稳自己的位置。如果不守住自己的传统和特色,要么就会淹没在别人的跨界里。
在跨界的合作中,守住本色是变得更难,还是更清晰?
更清晰。因为跟别人合作之后,更了解别人的音乐和文化。就会更反思自己,我在这样的组合中,怎样才能更突出自己乐器的特点。我在马友友创立的丝绸之路乐团里,这个乐团有各国的乐器。我们去许多地方演出,在某个作品里,琵琶一出现,所有观众就都沉静下来,专心听琵琶的声音了。
在国外穿旗袍会很讨巧,但你在音乐会上很少穿旗袍,大多穿一些颜色比较艳丽的服装。为什么?

我刚开始也认为,演奏中国民乐,穿旗袍再合适不过。但有一次,我举办了一场精心准备的独奏会,我的演奏很成功,但所有媒体的报道都是围绕“她穿的旗袍、她太美了。”我很无奈,我希望人们能真正关注我的音乐,而不是我的外表。从那之后,我基本再也不在音乐会上穿旗袍了。

有外国小孩找你学琵琶吗?

有很多外国的小孩子,他们家长带着来找我学琵琶。但我没有时间给他们系统地上课,只能有时间给看一看。有个白人小孩,我去各地巡演时,他的爸妈就带着他追着我,让我在酒店里给他上课。后来有一段时间没见,再见到这个孩子时,我很惊讶,他已经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了,他进入大学后就开始学习中文。我就感觉到,我给外国孩子教琵琶,并不一定非要演奏成什么样,而是通过中国乐器,可以让他了解中国的文化。中国民乐,是让外国人走进中国文化的一个窗口。


即兴,是新潮?还是传统?

在5月15日“五月琵琶的百鸟朝凤”吴蛮与世界吹管乐名家音乐会中, 吴蛮与三位管乐名家,将采用最具挑战的“即兴”演奏形式,将琵琶、唢呐、管子、笙、埙、西洋长笛以及电子音乐相融合,看似“风马牛不相及”的中西方乐器,跨越百年的古乐器与现代音乐,将在即兴演奏中碰撞出怎样的火花?来国家大剧院音乐厅一探究竟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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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到即兴,大多人会想到爵士乐,不会想到民乐。你是怎么开始在这方向的尝试的?

大家都知道,爵士乐以即兴为基础,其实,很多国家的传统音乐都是即兴的,比如印度音乐、伊朗音乐、中亚丝绸之路国家的传统音乐。中国也不例外,只不过我们忘掉了。我家乡的江南丝竹,在城隍庙里、秦淮河上喝着茶,听到的演奏,很多都是即兴的。中国的很多民歌和曲牌,也是即兴的。

为什么说现在的演奏者很大程度忘掉了?

琵琶从唐朝、宋朝就传入中国,在清朝前,师傅带徒弟都是通过口传心授,所以每个徒弟学到的也不一样,每个人演奏时都会加入自己的表达。它不像西方古典音乐,是定死的,作曲家写的什么音、你就要完全按照他的谱面来演奏。大家熟知的《十面埋伏》,这个曲子有很多弹法,过去的琵琶演奏家都是即兴演奏,今天和昨天弹得都不一样。到了清朝末期,琵琶大师李方圆把谱子记下来了。于是,后人都照着谱子弹,慢慢地就丧失了即兴的表达。

即兴的过程中,演奏者靠当下的想象力去发挥,几人合作时,即兴音乐就像谈话一样,随时碰撞出新的东西。这个过程是很微妙的,但在当今,这种传统正在慢慢消失。这种锻炼对我来说是一个回忆,也是一个反思,我希望能把传统音乐的灵魂找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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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字整理:赵雨暄
编辑:陆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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